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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对一接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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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八点半，广州番禺普瑞眼科医院刚开始接诊。
一名护士走进办公室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主任，我左眼突然有一半看不到。”
旁边的人以为她在开玩笑。
邓一鹏主任却立刻站起身。
“跟我走。”
没有多问一句，也没有丝毫迟疑。
三十分钟后。
护士重新看见了左侧视野。
整个诊室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邓一鹏回到门诊。
门外，候诊的人已经排起了队。
走进光的方向
邓一鹏与医学的缘分，很早就开始了。
小时候，父母工作忙，他常被送到外公开的诊所。
外公是一位新加坡归侨医生，诊所不大，却总是坐满了街坊邻居。
那时候，看病不过一块几毛钱，遇到困难的人，外公常常连诊金也不要。
年幼的邓一鹏并不懂什么叫医者仁心。
他记得的，是诊所抽屉里的糖果，是街坊见到外公时发自内心的尊敬，也是那个总能让别人安心的老人。
后来，他又迷上了一部电视剧——《ER》。
一周一集，他追了很多年。
急诊室里争分夺秒的抢救，也让他越来越想成为一名急诊医生。
大学毕业时，他最想去的是急诊外科。“那时候觉得，急诊医生最像电视剧里的样子。”
可一次轮转，改变了他的方向。
那天，一位巨大眶内肿瘤患者被推进手术室。肿瘤几乎占满整个眼眶，眼球被严重挤压，患者终日戴着头罩和面罩，不敢照镜子，也很少出门。眼科、神经外科、骨科联合上台。手术持续了很久。
当肿瘤被完整切除，眼球保住了，患者缓缓睁开眼睛时，手术室里终于有人长舒了一口气。
邓一鹏没有离开。
他站在手术台旁，看了很久。后来，他留在了眼科。这一留，就是近二十年。
一场手术之外
离开眼底专业，走进屈光手术领域，并不是邓一鹏最初的计划。
那时候，他自己也是一名高度近视患者。做玻璃体切割手术时，他总要同时戴着近视眼镜和激光防护镜，两副眼镜叠在一起，镜片常常起雾。有一次，他笑着对护士说：“擦一下镜片。”
后来，他决定做近视手术。也是这次经历，让他走进屈光手术领域。后来，他跟着王铮教授、黄肖虹老师出门诊、做手术。
起初，他也觉得，术后看到1.0，手术就结束了。后来才知道。1.0，只是开始。
每一次术前问诊，他都会问得很细。晚上开不开车？每天用电脑多久？以后准备做什么工作？
不少患者觉得奇怪。他笑着说：“我要设计的，不是一台手术，而是你未来几十年的视觉生活。”
多走一步
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朋友介绍来的。
第一次见面时，邓一鹏几乎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特殊。高度近视、高度散光、弱视，还伴有眼球震颤。他的眼睛几乎无法稳定注视目标，每秒都在轻微摆动。这样的眼睛，意味着术前检查难，术中操作更难。
检查那天，一项数据测了很多遍，机器始终无法稳定采集。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，一遍遍道歉。“不是你配合不好。”邓一鹏安慰他说，“是你的眼睛控制不了自己。”
按照常规经验，这样的患者，很少会被建议接受屈光手术。基础条件太差，术后效果充满未知。
可年轻人没有离开。他说，自己知道恢复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，也知道结果未必理想。“但我相信你们。”
这句话，邓一鹏一直记得。为了得到尽可能准确的数据，所有检查几乎都由他亲自完成。
一次不行，就再测一次。一个参数不稳定，就换一种方法。真正走上手术台时，新的困难又出现了。
普通患者注视显微镜上的目标点，眼球可以保持稳定。而他的眼睛，却始终轻轻摆动。
为了尽量减少创伤，邓一鹏没有采用更多固定方式，而是全程用镊子轻轻托住眼球，在细微的移动中寻找最合适的时机。
整个过程，比平时慢了许多。手术室里，比往常安静。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没有离开那双眼睛。
手术结束时，没有人敢预判结果。邓一鹏只是告诉年轻人：“回去好好休息，我们一起等复查。”
几天后，年轻人再次走进门诊。验光。复测，再复测。
验光师抬起头。“双眼，1.0。”
年轻人摘下眼镜。笑了。
把工作做在更早的时候
学校、社区、企业、军营，这些年，他几乎一直在路上。
“近视戴眼镜会越戴越深。”“护眼产品能治近视。”这些话，他听过太多次。
一次高校公益讲座结束后，一位退伍大学生主动走到他面前。那名年轻人曾接受过近视手术，后来顺利参军。谈起服役经历，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点做手术，不然就能更早和战友一起站到最前面。”
多年以后，邓一鹏依然记得那句话。
比起摘掉一副眼镜，他更愿意把工作做在更早的时候。“屈光医生每天面对的，大多已经是高度近视患者。可真正的眼健康，不只是矫正，更是预防。”
采访结束时，门诊已经坐满了患者。
一位年轻人，等着做术前检查。邓一鹏起身，推开诊室的门。
门开了。
下一位患者走了进来。
